1979年春天“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公众的热烈话题，接着许多高校都发出了招聘人才的信息。当时我正在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的一所师专任教，刚刚落实政策，评为讲师。我想起了远在南方农村的高堂老母，“文革”时期她因为惦记亲人哭坏了一只眼，而我在上大学后的20多年里只回过两次广东老家，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是该回老家尽一点孝心了！于是我向南方几所高校提出申请，并附上打倒“四人帮”后，我在京沪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很快就获得了几所高校表示欢迎的回音。但我所在的单位和上级领导就是一股劲地挽留，调动毫无进展……

就在我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之时，南宁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学院）袁似瑶院长通过中文系党总支，接连给我发来了几封信。老院长爱才心切，信中说看了我在《光明日报》近期发表的长文，并且听了我几位校友的介绍，印象非常深刻，很希望我能早日南下，为南疆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信中还提到：已经为我预留了一套“大三间”的住房;可以为我母亲解决“农转非”的问题;户口迁入南宁市;可以人先来，“调档”之事日后再解决（据我所知，我的档案是一年多后才转过来的），工资照发。信中所流露的，处处是真心真意真情。的确，如果不是老院长在关键时刻的“非常之举”，我的人生道路可能又是另一种选择了。

在一些学界朋友和学生家长的斡旋之下，1981年2月我在草原过完春节之后，“携妇将雏”来到了南宁师范学院。来到南宁的第二天，袁似瑶院长、关烈夫副院长以及人事处、中文系的领导就来到我家里，嘘寒问暖，了解情况，解决困难。老院长在一个月里三次来到我的住处“聊天”。他对我说，学院领导准备让你去中文系教课的同时，兼任学报副主编，通过这个“窗口”把科研活跃起来；考虑到你“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比较重，决定安排你爱人到后勤工作，以解决你的“后顾之忧”……

这一年，正是鲁迅诞辰100周年，袁院长要我做好准备，在纪念大会上给全院师生做一次报告，并且参加纪念专刊的编务工作。不久又安排我去中文系搞一次公开课，组织文科教师来听课。他鼓励我去庐山、海南、上海等地参加一些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回来后认真听取对会议精神的汇报。我参加了一项有关“中国诗歌会”的课题，他又亲自向我们提供调研的对象和线索。不久，学院盖起了一栋教师住宅楼，我有幸成为新居的住户。

说实话，我和老院长非亲非故，此前未谋一面（只是侧面听说他在抗战时期投笔从戎，是个老干部和老教育家）。而我当时不过是一位不起眼的讲师（当时还有好几位情况和我类似的老师），但老院长对我们这些普通教师却处处秉持公心，做到了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和待遇上留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正是老院长的知遇之恩，使我抖擞精神，发奋工作。1980年代初，广东老家的亲友为我联系去深圳高校，那里的领导也颇属意于我，但我从事业上考虑还是留下来了。值得欣慰的是，在留桂的二三十年里，我在教学科研上得到了丰收，我的精神世界是富有而充实的。这些年，我成为师院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海峡两岸出版著作26部，获得了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证书，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受聘为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近年又评为二级教授……回首往事，我不禁深深怀念起袁似瑶老院长，怀念起这位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教育家袁似瑶（1912-1997）[上世纪80年代末摄于汕头]

（卢斯飞：文学院教授，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