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恢复高考的那几年，考生大部分是历届生，应届生是少数，我便是其中的少数之一。1979年，我考上了南宁师范学院（现为太阳成），当时还不满16岁，在一种好奇冲动而又懵懂幼稚的状态下开启了我的大学生活。
旧屋作馆好读书
学校教学大楼后侧有一栋饱经沧桑的二层旧楼，墙体用红砖砌成，屋顶是黑呼呼的泥瓦，墙面斑驳陆离，地上偶尔还会看到掉下来的白灰，这就是当时的图书馆。
我来自桂北农村的公社中学，上学之前就没有好好读过几本书。当面对着图书馆里一排排、一摞摞的图书时，一种莫名的崇敬和冲动油然而生。我心中暗自发狠，要把这里的书全都看完！
我首先扑向的是小说。我们这代人有着严重的文学艺术饥渴症。在上大学前，我接触过的文学艺术形式只有不经常能看到的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和八个样板戏。所以，当看到图书馆里琳琅满目的各类小说，我如同在沙漠中走了三天三夜突然见到了清泉般，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除了上课，自修课、晚自习和星期天都是我的读书时间。甚至，在晚上熄灯后，我还打着手电看书。慢慢地，我读书的范畴在扩大、读书的速度在放缓、读书笔记在增加，学会了边读书边思考。
作者读书时的图书馆风貌
图书馆二楼东侧有一间大厅，那是图书馆的阅览室，里面的各类图书杂志都是最新的。有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一本小说《书剑恩仇录》，翻阅之后，我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随即我开始了对金庸武侠的追寻。
同学梁冰告诉我，在南宁饭店对面的一间民居有一个武侠小说地下出租屋，可以租到这类书。我当即坐上公交车，几经周折，还真找到了那间小屋。那地方租书的价码非常高，押金10元，租费每天0.5元。这对于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17.5元的我来说，已经是很高的消费了，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交了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看完了出租屋里所有的武侠小说。正巧那时学院组织了一次献血活动，我把献血拿到的25元补贴也全部交给了租书公。母亲后来知道了这个事，她骂我是卖血来看书。
毕业以后，我当过教员、搞过学术研究、干过部队管理、参与过国新办举办的东博会新闻发布会、带过东盟国家媒体记者研修班、出版过几部专著、也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算是略有小成。有一点我自己很清楚，在母校四年的读书就是我的根基。
青春萌动世界殊
我入学时正值二十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浪潮涌动，校园里同学们思想活跃、敢想敢为。各种流行音乐、校园歌曲到处传唱，学术讲座、研讨辩论会经常举办，各种文学团体、文艺演出层出不穷。
第二个学期初，班里组织了一次舞会，虽然极其普通，但它是我参加的第一舞会，开启了我对社交活动最初的认知，令我难以忘怀。舞会在我们班教室进行。开场舞蹈是全班同学表演的青年集体舞，接着是部分同学表演的Disco和霹雳舞，舞会的最后环节是跳交谊舞。当时，我最感兴趣的节目是跳交谊舞。想想看，和一个年轻的女性优雅地迈出舞步，那是多么浪漫而惬意的事情啊！可是，现实是我啥也不会，只能心痒痒地看着同学翩翩起舞而干瞪眼，至今仍被我引为“憾事”。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学术活动，是听指挥家李德伦先生讲交响乐欣赏。讲座的通知一出，同学们一反平时都不愿意参与集体活动的常态，纷纷主动参加，学院的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走廊过道上也全是人。
我本是抱着看名人的态度进场的，可是很快就被李先生的讲学所征服。他用直白形象的语言解读难以捉摸的音乐，一下子就抓住了听众的心。我至今还记得李先生在介绍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的时候说的那些话语：当当当当……一开始激昂有力的音符，那是命运之神在敲门，又好像面目狰狞的死神在肆无忌惮地狂笑，似乎有一双粗大的手掌缓缓地掐住你的喉咙，令人窒息却没有一点反抗的力量。啊！这是何等动人心魄的诠释呀。
那次讲座对我而言，就如同我入学时从乡下猛然间来到南宁的那种感觉，所见所闻无不新奇，仿佛在我的心里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课堂以外无比广阔且丰富多彩的另一个艺术世界。从此，我喜欢上了听交响乐、观赏芭蕾舞，喜欢到博物馆静静地欣赏书法、雕塑和绘画！
作者（右二）与同班同学郑军健（右三）、刘奋强（右一）练习书法
让我最具获得感、记忆深刻的活动是书法练习。那时候，讲课都离不开黑板、都要写黑板字，因此老师要求我们必须练习板书。我虽然当了十几年的学生，可从来没有在讲台上写过板书，因而感到胆怯。幸运的是，我遇见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室友郑军健。他从小习练书法，后来担任广西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副主任。上学的时候，郑军健的书法就已经很有功底了。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的书法慢慢地有了一些进步。
展示的机会很快来了。第二学期开始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全体学生参加的、以年级为单位的板书比赛。我们中文79级挑选了4位同学参加，以郑军健为首，队员有我们班的梁冰、我和二班的女同学吕洁。比赛之前，郑军健召集我们几个队友，认真研究板书的书写技术要领，精心选择适合自己的书写内容，然后分头进行练习。经过认真的准备，加上良好的临场发挥，我们拿到了第一名，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之后，我跟郑军健学习书法的劲头更足了。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不宽裕，我就跑到西关路的自由市场，买包装食品的草纸当习字簿，还到处去收集废旧报纸来练习书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我的书法水平有所进益。1981年底，我在郑军健的鼓励和帮助下，和他一起参加了由广西书法家协会、广西区学联组织的“广西大专院校学生书法竞赛”。记得那次比赛全区有数十所大专院校的学生报名参赛，学校共有三个人获奖，我们班就占了两个：郑军健是一等奖，我幸运地拿到了三等奖。另一位获奖的同学是数学系的帅民心，他是二等奖。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武警南宁指挥学校当文化教员。在学校练习书法的积累为我顺利地登上讲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记得第一次上课时，我二话没说，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写下课程的名称和我的姓名，当转过身后，台下的学员们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作者参加广西大专院校学生书法竞赛的获奖证书
高山仰止敬恩师
2013年，我回母校参加校庆活动，有幸见到了几位阔别已久的恩师。老先生们大都80开外了，一个个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当我见到他们时，强烈的感恩之心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教授！
杨焕典教授是我遇到过的普通话讲得最标准的一位老师。那时候，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老师怎么能把翘舌音、前后鼻音、轻声、儿化以及各类复杂的音变等不可捉摸的东西搞得那么清楚，实在是太神奇了！有一次上课，杨老师在指导我们练习翘舌音的时候，教了我们一招：先把舌头顶住上齿背，再往喉咙方向回卷，让气流从舌头的两侧快速通过发出声音。在认真摸索练习几遍之后，果然很快地解决了我们南方人不容易发卷舌音的问题。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学习翘舌音，老师的这个办法是最有效的。
跟杨老师学习音韵学的时候，刚开始我对国际音标不怎么感兴趣。老师对我说，国际音标是语音学习的基础，学好了它就掌握了语言研究的钥匙。见我不以为然，老师便向我展示了他的绝活——他让我说几句家乡话，老师用国际音标记录，然后由他来复述。我的家乡在偏僻的桂北山区，当地土语是平话的一个分支，极其晦涩，难学难懂，可老师记录之后复述出来的内容竟然非常准确，音准音调丝毫不差，这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在78级师兄“音韵学”考试的时候，老师特地安排我去给师兄们做模特，我在台上说家乡方言，师兄们用国际音标记录。每次我念出一个发音古怪的单词，讲台下的师兄们就忍不住先哄笑一番，然后再记录。站在一旁的杨老师见状，总是宽厚地点头微笑。
2013年，粟克武夫妇与杨焕典老师（中间者）合影
陈光坚教授个子不高，温文尔雅，气质高贵。在我的记忆中，他永远是一副温和慈祥的微笑的样子。我最享受陈老师给我们讲《论语》。每讲解一篇，陈老师都要与我们进行交流，他提问的时候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学生，脸上写满慈祥、宽厚与鼓励。那情形让我很自然地就会想起孔夫子与他的学生在一起求学论道。孔夫子问“由，尔何如？”“回，尔何如？”然后，学生们一一道来……我心里想，陈老师不就是我们的老夫子吗？
我和陈老师有一次刻骨铭心的谈话。那是在毕业前夕，看到毕业分配方案上有一个部队单位的名额，我心里顿时升腾起火一般的冲动——这可是我从小就梦寐以求的愿望啊！名额只有一个，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我当即写了一份申请书，用上了我当时所能想到的最有分量的词句并郑重地交到系主任陈老师的手上。记得那是一个初夏的夜晚，老师把我叫到他家里，还是如平时那样笑眯眯地看着我，问了我好多话。他提了三个问题让我回答：你为什么选择去部队、到部队去你有什么优势、到了部队你能起到什么作用？对于这些问题，其实我早就考虑过。于是，我从容不迫地进行了回答，老师一面听一面暗暗点头。后来，我顺利地成为了一名武警战士，开始了我的追梦生涯。40多年过去了，我挂上了武警大校警衔，可叹恩师已驾鹤西去。
2004年，作者晋升武警大校警衔
宋锡福教授给我们讲古代文学。宋老师五十多岁，身材修长、慈眉善目、儒雅温和。他讲“三国”时精妙的开场白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边。他说，许多典故、成语、歇后语都出自“三国”，然后问我们都知道哪些关于“三国”的熟语。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了一大堆，学习氛围一下子被调动起来。老师的教学方法深深地影响了我。毕业以后，我也成了一名教师，每当讲新课的时候，我总是要精心设计一个“开场白”，把学生牢牢地抓住。
也许是当时我在班上年龄最小、性情顽劣的缘故，宋老师对我格外“青眼有加”。有两件小事使我终生难忘：一次是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有一天，老宋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写个“鼻子”的“鼻”字。我心想，老师也太小看人了，满不在乎地一挥而就。老师看了，不动声色地递来一本字典让我查。翻开字典一对照，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我写错了，当时恨不得在地上找条缝钻进去。自从那以后，我养成了爱翻字典的习惯。
还有一次，是在实习准备的时候，我精心拟写了教案，请宋老师来听我试讲。记得那堂课的内容是当时高中语文课本中的《失街亭》。我使开浑身解数，一堂课讲完刚好45分钟。我洋洋得意地从讲台上走下来，就等着老师的表扬。宋老师用温和的眼睛望着我，平静地对我说：“你刚才讲马谡‘刚愎自用’，‘愎’字念错了。”天啊，这个字是念bì吗？我可一直把它念作fù的呀。作为师范生，在讲台上念错字实在是太严重的错误，我顿感浑身燥热，刚才的洋洋自得被一扫而空。此后，我登上讲台十几年，不敢有丝毫的骄傲懈怠和粗心大意，我总感到宋老师那双温和的眼睛在盯着我。
大学四年，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恩师，我还非常有幸地遇见了许多德艺双馨、个性鲜明的老师。他们是甘祺庭、江业国、吴隐林、华炎卿、余颂龄、余瑾、陈星鹤、姚正康、张慧慧、林焕强、卢斯飞、过伟、罗振乾、李育孙，等等。
众星闪耀群英谱
1983年7月，写过毕业留言、吃过散伙饭之后，同学们各奔东西。一晃眼40年过去，同学们各有际遇，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在我的心里，会时常浮现出那些极富个性的同学的音容笑貌和他们有趣的小事。
初识黄桂秋，是在第一个学期班级组织的游南湖联欢活动上。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壮腔普通话，在同学们面前朗诵他的诗歌《我和她》。诗歌的内容固然精彩，但黄桂秋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反倒是他的口音。他开口报朗诵题目《我和达》（壮话没有送气音，d-t不分），便引起了大家的哄堂大笑，往下的诗朗诵一直在欢乐的笑声中进行。那次活动以后，我便特别关注他。记得第三学期班级聚会，黄桂秋还朗诵过他的《我和她》续集，但是效果就没有那么轰动了。
意外的是，毕业以后黄桂秋并没有成为诗人，他干过中师教师、当过干部、做过研究员，最后又回到母校任教，被授予学校二级教授。黄桂秋还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民俗文化产业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担任广西文化产业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壮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理事、广西民族学会理事、广西民族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在广西民俗界，提起黄桂秋，可以说是“天下无人不识君”。
作者和同学在学校五四青年节歌咏比赛中表演《黄河大合唱》
庞俭克来自桂林兴安县，是791班最具艺术范的一位男生。他身材硕长、高鼻深目，颇有点西方人士的味道。他平时极注意衣着打扮，尤其是自己的发型，总是梳得高高扬起，每次走出宿舍，他都要先用手仔细抚弄一番。庞俭克拉得好一手小提琴，每次班级、中文系乃至学校组织文艺演出，总有他的小提琴独奏节目。让他一夜爆红的，是有一年学校组织的五四青年节歌咏比赛。我们班排练的节目是《黄河大合唱》，庞俭克任指挥。当轮到我们演出的时候，站在指挥台上的庞俭克手里的指挥棒向上一扬，演出队伍当即爆发出一声怒吼“嘿哟——”，整个礼堂回响着巨大的轰鸣，台下所有的评委和观众都被震撼到了，眼光齐刷刷地看过来。彼时，指挥棒在庞俭克手里上下翻滚，犹如金蛇逛舞，收放自如。那场比赛，我们班拿到了全校第一名。事后好多人问，那个指挥是谁啊？于是乎，庞俭克在学校名声大噪。
毕业以后，庞俭克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他历任漓江出版社策划部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评委会委员，副编审，著有《秋天的情书》《三十岁男人自白》等多部文集，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的《秋天的情书》荣获广西第二届文艺铜鼓奖。
刘奋强是我同班同组同桌同宿舍的“四同”同学。目前，他定居美国，是国际知名的摄影师，作品曾获2022年意大利锡耶纳国际创意摄影大赛自然与景观组第一名，还有20多幅摄影作品在多项重要的国际摄影大赛中获奖。入学的时候，他就有很好的绘画功底。因为这个特长，他当上了学院学生会文艺部的副部长。班上、系里和学校出各式板报，美工肯定是他。大二那年，他和郑军健等人一起参加首届首府大专院校大学生板报大赛拿到了一等奖。
我们俩年龄相近、志趣相投，很快便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经郑军健和刘奋强的推荐，我也加入了学校学生会文艺部，我们经常一起搞活动、做宣传，一起到学校摄影师钟老师的暗室里学习底片冲洗和照片扩印。偶尔，刘奋强还带我到他的亲戚家里改善伙食，我们俩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毕业时，刘奋强先是留校在电教室工作，后赴美留学。他回国探亲的时候，我们聚过两次，忆及以往，两人不胜唏嘘！
走出校门40年，我们师院中文791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如：郑军健、李连进、李苏民、陈小建、吴惠宁、陈映红、王相民、何建明、黄桂婵、覃坚贞、邓荔华、刘桂丹、黄燕、吴毅农，等等。
1983年7月，毕业会餐（左起：刘奋强、黄嵘、庞俭克、焦曼、李钊、粟克武）
逝者如斯。40年，我最是难忘校园情。自从离开母校走向社会，我经历了很多难忘的事情、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也见证了许多精彩的瞬间，但记忆最深刻、最令人激情澎湃、最朴实纯真的还是在母校求学的那四年，时常想起，每每令我怦然心动、难以自已！
以此献给我深爱的母校！
【作者简介】粟克武，就读于中文系1979级。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曾在武警广西总队服役25年，武警大校警衔。2008年退役后就职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