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说：“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母校留给我的回忆与爱情无关，却永不消逝，犹如课本里夹着的缤纷书签。
作者（前排右三）在校期间与同班同学春游合影
1995年9月，我主持完中文系95级迎新晚会后，在小食堂门口的宵夜摊上，何砚华老师突然说：“程红，你要切忌浮躁。”我想都没想就接了一句：“在一个社会上升时期，年轻人不就应该是这样吗？不管是项羽还是于连。”两个95级的师弟不约而同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何老师。但何老师却不再说什么，只是低下头去呡了口凉茶。
社会上升时期——对于这个脱口而出的词，刚上大二的我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脑海里只是条件反射般地掠过朝阳广场前如潮涌动的各色人群、民族大道上川流不息的香车宝马、明园新都里衣冠楚楚的尊贵客人，还有就是民主路边的喧闹的夜市。我曾站在葛麻岭上的教学楼顶四下望去，只见入夜的南宁慢慢亮起灯火，如同一个流光溢彩的热闹蜂房。
母校建政路大门口满街的香樟树
那时候，学校门口的建政路还没有成为如今的网红美食街。路旁有很多影院、书店和音响店，人行道上高大的樟树遮天蔽日，让人几乎感受不到市中心弥漫过来的喧嚣。隔着建政路，学校对门就是广西文化大院，或许是因着这一层邻居关系，作为校学生会文艺部部长的我，有幸去过自治区礼堂、广西电视台演播厅、南宁剧场，现场观摩了许多高雅高端剧目。大学期间，我自学过爵士鼓和小号，参加过全区大学生文艺汇演、全市合唱比赛，领到了自己一生中唯一的一双白色芭蕾舞鞋。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必须要用“奢侈”来形容。大学毕业后，我在小镇上点一盏孤灯为诸生改“之乎者也”，在机关里埋头撰写材料。那些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阳春白雪不知不觉被丢到了爪哇国外。直到十多年后，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走进金碧辉煌的国家大剧院，一些被遗忘的东西才悄悄苏醒。在看国家芭蕾舞团演出的三幕剧《奥涅金》的时候，好多人都说看不懂、没意思。而我却知道，小伙子们出场时，配的是欢快的弦乐；姑娘们出场时，配的是热情的铜管乐；男女领舞出场时，用第一小提琴独奏突出他们的位置，衬托他们优美流畅的舞姿；而集体舞时，合奏中加入了大提琴和打击乐以烘托欢快热烈的气氛……我也看到了，在演出的第二幕，奥涅金和连斯基决斗的片段前、大幕落下黑场之后，灯光师看错了乐谱，提前一个乐句打出了追光，但很快就关掉了，直到第二次开灯，男主角才随光环走出来。
作者（左二）在广东封开县渔涝中学工作期间留影
在《奥涅金》最后一场的高潮部分，当女主角极力拒绝奥涅金的时候，除了她的动作，还有她的视觉——男主角将她托起、旋转、然后翻身一周仰天落下——在演员的眼中，那急速旋转的舞台和灯光，正和她的心潮在一起翻腾……恍惚间忽然想起，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对着巨大的落地镜，一遍一遍地练习着一位手到七位手。在毕业前要交回大礼堂钥匙的那个晚上，我独自一个人走到舞台上，最后一次打开所有的顶灯、背灯、侧灯、逆灯、侧逆灯、追光灯，滋生出离别时刻的落寞心情。
当然，如果仅仅是站在舞台上，何老师还不至于说我浮躁。大一入学才三天，刚从北师大毕业的身材高大却内向腼腆的班主任就安排我当班长。过了不久，我又当上了系学生会的体育部长、校学生会的文艺部长。后在我的组织下，我们办了交谊舞培训班。从此开始，文艺部成了唯一能给学生会挣钱的部门。每个周六晚饭前，我拿上粉笔在食堂门口的黑板上写一个大大的“舞”字招贴，红色的美术字张扬着青春的骚动和热烈。在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与一位朋友在学生会办公室聊天，有个小伙子敲门进来。他说，想租图书馆的场地办一期工艺品展销会，时间一天，租金一百。我跟他说：“这样吧，你出三百，我们替你把海报贴到建政路附近所有的大中专院校去。”——那时候，我刚刚接触到产品附加值这个概念，但还不知道上下游产业链的微笑曲线，更不知道自己在毕业后当老师领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四百四十块。
我是在一个偏僻的小镇读的高中，最远大的理想就是去钢铁厂或者水泥厂当一个产业工人。天意弄人也好，机缘巧合也好，忽然来到一个新的学校、新的舞台，难免脚步有点飘，心气有点高，想要踏遍河山，想要这世间一切的好——年轻人是不是都这样呢？
老师和事实都告诉我，年轻人肯定不都是这样，而这样的年轻人肯定会碰钉子。
记得刚拿到入学通知书的那天，父亲仔细端详着信封，“哦”了一声。过了一会又说：“南宁有三个教育学院，你们这个在建政路。”父亲曾在三个县的教育局当语文教研员，多次来广西教育学院进修，但他却没跟我说过学校里的情况，倒是师兄师姐们跟我说了不少的掌故。例如，哪位老师曾经冬泳邕江，哪位老师家里藏有原版金瓶梅。有一次周本良老师说：“我的老师你们不一定认识，但我老师的老师你们一定听说过，比如说鲁迅。”
系里的老师，或是由中学教学一线选调，老成持重，或从名校毕业，意气风发。
肖依新老师在他的第一节课上提问：“谁能用一个成语形容一下太阳下山的样子？”我脱口而出：“日薄西山！”他轻叹了一声说：“凄凄惨惨戚戚！你可以说金乌西坠啊。”
陆以宏老师不喜欢站在讲台上。在不需要板书的时候，他就走到学生中间，一手托着粉笔，绘声绘色地讲汪曾祺的《受戒》、讲白居易的“樱桃樊素口”……讲到精彩处，镜片后面的眼神闪闪发光。
我那时候拜访最多的是教我们唐代文学的黄勉兴老师。我经常去他家里，请教他一些问题。通常，他笑眯眯地听完后，会跟我们说：“你到书房去，在第几架第几格，有本什么书，你看看哪一章，然后再跟我说……”如果夜深了，他就蒸几条腊肠给我当夜宵，在旁边诵着《将近酒》。我现学着“左手拿叉右手拿刀”的西餐礼仪，笨手笨脚地切着腊肠，心里油然而生的是《越女歌》里面的那句“今夕何夕兮”。不单是我，很多同学都说，实习前试讲的时候，本来心里很紧张，一看到坐在教室后排笑着的黄老师，“一下子就不慌了”。
实习的日子越来越近，有一天我跟沈祥和老师说：“一直想跟您学一下金石，但可能没有时间了。”沈老师只是笑笑，说：“好。好的。”过了几天，他叫住我，从备课包里拿出一枚印章递给我：“你们也快毕业了，我给你刻了一个章，也算留个纪念吧。”我说：“我的高中语文老师陈洪来跟您在河池那会儿就是同事，您什么时候来宾阳跟他聚一下，给我个机会侍坐执弟子礼。”他望着我，就像望着故人、望着往昔岁月。片刻之后，他仍是笑着说：“好。好的。”
我们那一届的专科生是去上林县白圩镇实习。路过宾阳，我下车回家洗了个澡，换上西装系好领带再自己搭车去白圩。在白圩初中路口下车后，我才知道我要去的白圩中学还要往前再走两公里。正在犹豫的时候，一辆疾驰而过的大货车溅了我半身的泥浆。记得在我穿着浆洗过的西装正式走上讲台的第一节课，47个初二的孩子齐刷刷站起来喊“老师好”，我感觉自己的喉咙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我屏住呼吸，给学生鞠了躬，然后按老师们印在我心底的模样，缓缓拈起一支粉笔托在手心上。
1997年，广东封开县渔涝中学团委组织学生去千层峰秋游。刚在草地上坐下，一个小女孩轻快地跑过来，变戏法似的递给我一支蒲公英。我接过来端详良久，耳畔仿佛又听见了那个亲切的声音：
“程红，你要去封开了。”
1996年6月，封开县教育局到广西教育学院招教师。我递交了申请，但还没有拿定主意。过了几天，学院在礼堂开会，给全校的毕业生作就业辅导。那天下午阳光灿烂，我在下面听得有点走神。突然，后面有人轻轻拍了拍我，回过头一看，学院里公认最漂亮的李蔚松老师正望着我，神神秘秘地说：“程红，你要去封开了。”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啊？”
她压低了声音：“蒲公英的种子从大门口飞进来，飘了好久，落在你肩膀上了。”
1998年，我们片区7所学校语文教师基本功比赛。在进入决赛的7个人中，有3个是和我一起到封开工作的同班同学。比赛结束后，有个同学说：“今晚一起聚餐？”我瞄了另外一个同学一眼，露出筹备已久的笑容：“不然呢？”
作者在广东封开县宣传部工作期间指导青少年读书活动
2022年的一个晚上，终于找到一个时间跟以前渔涝中学的老同事吃饭。觥筹交错间，曾经同一天去报到的兄弟搂住我的肩膀说：“你的学生就要当副校长了。”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只见末座的那个一直安安静静的年轻人缓缓站起来，手心托着满满的一杯酒，如同托着一支粉笔一样，正笑盈盈地看着我——直觉他似乎也有点我拷贝过的老师的模样。
【作者简介】程红，就读于原广西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94级普通专科班，现就职于广东封开县县直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