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我高中毕业，17岁半，梦想是读大学。而当时国家还未恢复高考。直到1977年的一天，我的高中班主任告诉我妈妈，说要恢复高考了，要我好好复习，消息很快得到证实。

我毕业的中学办了补习班，要通过考试初选才能进去。我在高中算是书虫子，考进补习班不难，但以我的底子去与老三届比，那是完全不在一个等次上。我自小随父母的工作调动在靖西各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甚至大队（村）辗转，小学到高中读了九年，几乎没有正规的学习，底子差可想而知。但既然有机会，绝不错过，没有课本，没有复习资料，要去向别人借，很快要还回去。由于基础差，我每天去学校听课，晚上点油灯熬夜补习，可以说是废寝忘食。

高考是在1977年底，我和弟弟一起上场。虽然我感觉良好，但结果我落第，弟弟上了中专。我很难过，回到插队的村子，产生了严重的幻听，晚上听到车声，觉得就是给我送录取通知书的。后来才知道我在写作文时，发的试卷纸不够用（当时规定试卷不够写，用白纸也可以的），而监考老师正在门口背对着教室抽烟，我就自己上讲台拿纸，被老师在试卷上写了作弊，语文判了零分。

好在过了不久，1978年的高考又开始了。我还是报名参加补习班，这次有经验了，主攻比较难的数学、地理。开考那天，我早早起来写了一篇日记，其中有“迎着太阳走向考场”一句，表明自己的信心与期待。我从家里走向两里路之外的学校（考场），镇定地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考试结束，我立即回村里参加劳动，因为我是组长，要带头，自己还要挣工分。其实我表面平静，心里非常忐忑。过了很久，分数和录取分数线终于公布了，我取得了289分，上线分数是255分，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接着到县城体检，我至今还记得是在一所小学，孤零零的，周围没有什么民居，学校也破烂，操场是泥地，有一两张水泥乒乓球台，我们就是在球台上进行外科检查的。

我现在已记不清到底是先知道分数还是先报志愿了。1978年初，我的班主任也调回了百色高中。如何填报志愿，没有老师指导，父母更不知道这些。我在看了学校名录后，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填写，就挑了自己认为合适的几所学校填写。记得我第一个志愿填报的是广西师院，因为我的班主任是那里毕业的，有亲近感；第二志愿填报了上海海运学院的会计专业，可能与父亲工作有关吧；第三志愿填报了广西教育学院；还报了北大，竟然放在第四志愿了。

等待很漫长，那种幻觉似乎又来了。国庆节我从村里回家，10月2号，我在缝纫机上修补衣服，邮递员来了，给了我一封信，就是日盼夜盼的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是广西教育学院中文系。

当年，靖西中专、大专和本科录取的28人中本科只有6人，我算是幸运儿。

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去办理了户口转移手续，去县里办了团组织关系介绍信，接着回村里，继续干了几天农活，才把行李搬回家，准备上学的行装，一床被子，被套是插队时用的，经典彩色条纹的，现在还留着，碗、提桶也是插队时用的。

10月15日，我坐上靖西到南宁的班车到学校报到，在朝阳路汽车站下车，门口有大红纸写的欢迎标语，有学院的老师和同学迎接，很温暖，坐着大货车到了明秀路校园，从此我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非常幸运，在那里遇到了很多优秀的老师，遇到了如兄如姐的同学，遇到了一个蓬勃向上的群体，我眼看耳听心记，每天都能吸取到新鲜的知识，得到新的收获。

当时中文系的老师人并不多，每人要上的课不少，但老师们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教学和辅导可以说是认真仔细，全身心投入。杨焕典老师上我们现代汉语课，布置大家背古诗文，练习发音吐字，要求近乎严苛。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各行各业，年龄差距比较大，有的已经有十几年的工作经历，有的做了多年老师，都是有一定社会阅历的，语文基础比较好，而像我则是从小生长在广西南部壮族地区，平时交流和学校上课大都是用壮话，讲话都夹着浓浓的壮味，但杨老师一视同仁，要求大家背最少两百篇（首）古诗文。

我们在他的“压制”下真的认真去做，每天早读书声琅琅，犹如小学生，课后则勤加练习，不敢懈怠，因为杨老师会每天在教室旁的教师休息室随时抽检。一次检查到我，我非常紧张，几次读错，杨老师宽容地笑着说，不要紧张，读慢一点就好了，然后让我重新开始背诵，其间还几次纠正我发音的问题。一个大学老师，舍得花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么基础的事情，没有奉献精神和对学生的爱是无法做到的。

转眼到了大四，要写毕业论文了。我当时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竟然选了有关意识流文学的题目，指导教师是彭庆山老师。课题报了上去，彭老师把我找去，问了我一些阅读情况和论文思路，也提示我这个题目比较难做。我表示我做了比较多的准备，于是他又给我开了书单，叫我把这些书再读一下，然后再找他。

当我着手写作的时候，才发现真的很难。彭老师让我先列出一个写作提纲，他又帮我理顺，指导我去继续研读原著。

论文终于基本成形，彭老师在我的原稿上修改评点，有的页面红色笔迹几乎多于黑色原文了。我拿回论文再次誊写，如是者三，终于完稿交卷。

一天，彭老师把我叫去，非常坦诚地说，我知道你很用心、很勤奋，但作为研究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我只能给你的论文评为“良”。彭老师的坦诚和求实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后来几十年的为人和教学生涯。

彭庆山老师修改过的文稿，我都保存着，后来多次搬家，这些文稿不慎遗失了，非常可惜。

我的同学们也对我有着非常强烈影响。他们见多识广，多才多艺，让我这个从偏僻乡村来的人感到无比震惊，家强、忠民和建钧同学一手漂亮的字让我羡慕不已，我经常偷偷地模仿他们的字。我的同桌柳岸会唱很多歌曲，还会拉小提琴，他当时唱的《山楂树》是我第一次听到，到现在还是我很爱哼唱的歌。而小勇同学则带来了很多新闻，还有我们当时还不容易读到的武侠小说，他还将相机借给我用，我的摄影爱好延续至今，有他一份功劳。像这样有能耐的同学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而且他们从不嫌弃我，我默默地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不断地充实自己，他们也是我的老师。

当时开了哲学课，我们都觉得是最难学的课程，于我更甚，好在同宿舍的同学经常在熄灯后开卧谈会，有的同学竟然能把老师讲课的内容复述出来，大家再一起讨论，复习了课程，加深了理解，对我的帮助极大。

我们入学不久，学校以广西教育学院师训部为基础开办了南宁师范学院，我们以后是要当老师的。但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文学创作总是一个梦吧，于是就有人提议成立文学社，大家非常踊跃，也得到了系里的支持。1979年底，一个月明之夜，几个发起人围坐运动场地上，讨论文学社的有关事宜，为文学社的名字讨论许久，建钧同学说最大不过芭蕉叶，就叫蕉叶文学社吧。大家哈哈一笑，然后又觉得很有道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创造，敢于尝试，不正是年轻人的追求吗？于是师院的第一个文学社诞生了。

随后，创作、征稿、修改、刻蜡纸、油印、装订、发行，大家乐此不疲，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校园文化生活。

1980年春天，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和南宁师范学院三个学校的文学社联合，在广西民族学院举行文学创作研讨会。我们学院的研讨报告是忠民同学主笔的，洋洋洒洒五千多字。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非要我作为代表去发言。参加研讨会的除了上述三所学校的同学，还有广西艺术学院的同学。我勉为其难，上台当着一百多名的各校同学把稿子念完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型的活动上讲话，我当时讲话肯定很“夹壮”，肯定很“臭青”，可没有人发笑，没被轰下台，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

有年暑假，我到桂林探望爷爷奶奶，正好建钧同学举行婚礼。他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宴，地点是七星岩的月牙楼，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婚礼，感受了城市的婚宴的氛围。

也许是被城市的喧嚣感染，我逛街时花8元钱买了一件短袖衬衫，衣服的颜色是纯蓝色，五颗扣子半透明，闪着银光，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暑假回到学校，开始犯愁了，因为我把钱买了衣服，生活费就很紧张了。父亲每个月都给我寄钱，我还有四个弟妹，他们都还在上学，大家都是省吃俭用的，我哪敢问父亲再要钱呢。

正在愁得不知如何面对的时候，合作同学竟然提出要买了我这件蓝色的衣服！合作同学带工资上学，但跟我不在一个宿舍，不知道他怎么得知了我的烦恼，总之他拿走了衣服，给了我8元钱，化解了我的一次经济危机，让我渡过难关。

这几十年来，我一直从事基础教育工作，从广西到广东，培养了大批的高中毕业生，也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得到领导和同行、学生的肯定，我一直感念母校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感念遇到了一批优秀的同学。

值此母校七十华诞，祝愿母校越办越好！

【作者】王靖武，就读于原广西教育学院中文系1978级1班，毕业分到百色高中任教，1994年调至广东江门市培英高中任教，现已退休。